3日直播实录13:国际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二)

3日直播实录13:国际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二)
2019-01-12 13:00 未知 编辑:admin

  新浪财经讯 2003年11月2日,万众瞩目的博鳌亚洲论坛2003年年会召开。国务院总理等各国政要、商界、学界人士,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中外新闻媒体记者等1200多人参加会议。新浪财经对本次大会进行全程图文直播。

  胡祖六:非常感谢神原英资先生。这是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演讲,我也非常感激他,因为他也想在这个短短的演讲中给我们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非常感谢。

  第二位演讲者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先生,他是中国很多非常有远见的,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很多货币政策的发起者,他是中国金融界发展的一个驱动力,也可以说他是发展中国国债市场的一个先锋,他也对金融机制的改革、货币政策等方面提出了非常有远见的意见,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欢迎陈元行长演讲。

  陈元: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想抱歉的是,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合适谈这个话题的人,我会谈一谈金融的基础建设,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我的演讲之后,我非常愿意回答大家的任何问题,我非常高兴今天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年会上谈一谈如何解决亚洲繁荣和发展的问题,来加快经济的全球化。

  在我们这个国际金融形势下,各国的政府和金融组织都面对了很多的挑战,全球的一体化和科技发展的加快,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但是,也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世界经济现在经历了一些挑战和复苏,但是我们面前有很多挑战,在今年的上半年,由于SARS的影响,我们的经济首先了一些影响,也由于一些其他的地缘因素带来的问题,我们的金融市场以及亚洲一些国家的货币贬值,对我们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影响。而且我们应该在金融方面建立一个早期的预警机制,这对于我们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要获得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

  对于亚洲国家而言,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采用现代化的市场体系尤其重要。在西方发达国家有一些金融的丑闻,在近几年来时有发生,这些丑闻也提醒我们他们的金融体系的一些弱点,因此完善的金融体系和体制是非常重要的,这使得我们可以避免一些负面的因素。所以,这些西方国家的丑闻并不是仅仅限于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的市场体系和金融基础建设还远远没有完善,他们的市场的浮动和不稳定也会带来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在当今世界,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力并不是由它科技上的生产或者物质能力来衡量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学术的力量,这是金融和物质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些完善的机制以及在这些机构当中所开展的研发对于我们提出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是很重要的,这些健全的经济机制对于增强我们的力量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我想举苏联的解体为例,还有八十年代拉美国家的经济危机和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中国在这些危机当中能够一直持续很快的增长率,今年虽然有着SARS的冲击,但是中国的经济仍然有了8%的增长,这表明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为了获得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以及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发展,中国也经历了加快城市化,增加了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额,增加了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健康的经济和金融环境,以及健全的经济机构,为我们长足的发展提供一个基础。现在中国的经济体制并不是十分完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我指的是我们的政策和组织面临着一些不足和限制,我们的诚信建设也非常不足,这些所有的问题都和我们的金融形势以及经济组织运转缺乏效率紧密相关。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金融组织应该是从零开始重新建设,我们的政府应该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帮助我们建设这样的金融组织,来帮助农村以及西部的开发,提高就业率,保护环境。

  经济组织的现代化,包括公共和私人的组织,这对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驱动力,机构改革是我们的目标之一,其中的一个步骤就是建立非常完善和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和这些金融机构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基础。我们如果建立了完善的体制,完善就是有活力的金融体制,这些概念也就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从头开始建立完善的金融体制、金融组织。

  在法律和公司文化以及专利等方面建立健全的体制和法规,我们也应该在执法和评估方面对于这些组织增强监管,这些组织经常缺乏市场的监管。这些因素都是互相有着补充作用的,中国经济市场的改革与中国企业界、金融界和整个公众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的发展是我们发展和经济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这种经济体制的发展,对于中国这样的后起者来说是我们逐渐重新获得优势的重要因素。中国微观经济的发展有了非常好的机遇,使我们整个金融体制现代化。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政府面临的任务就是对体制进行改革,这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的范围内,即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政府可以致力于采取一些措施,来实施这些措施,比如日本和韩国,他们都有类似的组织来发展金融体系,组织一些企业来管理资金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整个社会的发展和体制的现代化就会并行,实际上首先它可以使我们的市场更加有效;第二,可以进一步完善资金管理体系;第三,政府在实施和组织的能力方面能够更好的为政府的政策服务,获得可持续的长远发展。为了继续支持这些金融组织,像我所在的中国发展银行,为了解决这个瓶颈的问题采取一些措施。在最近的两年当中,为了管理资金面,整个世界一直在进行着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亚洲的很多国家都在进一步的进行合作,我们抓住了全球化的机会,并且把这个新的世纪建设成为一个亚洲的世纪。谢谢大家。

  胡祖六:谢谢陈先生,陈先生强调了机制建设的重要性,以及现代金融基础建设的重要性,这对于我们应对金融危机是很重要的,他也谈到了世界货币政策的历史。我们有五位嘉宾,因此他们谈论的范围非常广泛,等他们做完演讲之后我们可以进行讨论,请大家自由发问。

  下一位发言者是一个国际的专家,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99年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蒙代尔先生,他为国际货币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最优化货币理论,以及蒙代尔扶来明模式,以及在汇率政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非常敬仰蒙代尔先生的学识,他也非常的精力充沛,在北京9月份我曾经和他一起参加了一些讨论,来改变中国的一些经济政策,他今年就到中国四次,所以他今年是四次跨越太平洋。下面请他讲话。

  蒙代尔:非常感谢主席先生,今天我演讲的重点有两点,第一点是人民币的问题。现在我们处于全球化的阶段,信息技术也在不断发展,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还是存在的,现在在欧洲也有一些改革,中国的经济也在崛起,这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当我讲到货币和兑换率的时候,我利马就想到了各国之间实力的对比,它与货币政策都是非常有关系的。七十年代我们转向了灵活的汇率,现在在世界上中国和美国,现在的经济体都是比较大的,而世界上其他的货币也都在积极的进行兑换。(图)这张表上就可以看出现在不同的货币之间的实力,它与各国的经济总量都是紧密联系的,比如说美国大概是一万一千亿,还有欧元、英镑,英镑现在是1.6,而人民币是1.3。如果我们进入地下经济的话,中国的人民币实际上是与英国大致相等的,尽管人民币对于全球的经济还没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我们现在的局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的人民币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欧元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有其他的25种主要的货币。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货币的阻碍,我现在不想过份的强调这个问题,当我们谈到亚洲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改革,而我谈论的重点就是关于人民币,现在人民币受到了很大的争议。

  一年以前亚洲以外的人民很少谈论这个问题,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家喻户晓,在世界上的争论也很大,特别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中国出口与日本相比,还有在巴厘举行的七国峰会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中国现在正在对人民币进行改革,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中国享受着顺差,今年的数字大概是30%,在欧洲普罗迪主席也做出了类似的估计,有很多国家也在抱怨人民币使得中国的出口大幅度的增加。现在对于通货紧缩的议论还是不太正确的,中央银行可以决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数字。日本在这方面是一个例子,中国的GDP目前的增长是非常大的,而中国的价格方面也是很稳定的,但是今年实际上是有一些通货膨胀上升的趋势。所以,中国在自己的价格方面有一些稳定。但是在日本和其他的一些国家,因为这些国家从三十年代起就没有非常显著的增加,因此在这方面的争论也没有遇到像中国这么大的压力,因此,对于经济理论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飞速的增长,它的出口大幅度增加的话,他应该对全世界各国的贸易都会产生有利的方面。因此,这个世界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一国增长应该给其他各国带来好处。我们现在有些抱怨,就是中国现在的增长会对其他的国家,会对世界的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因为对于那些国家来说,他们在进行贸易的时候,并没有对出口进行补贴。在五十年代,日本经济崛起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议论,日本经济的扩张与英国经济的扩张实际上都是依靠了它的制造业强劲的实力。现在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但是操纵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词汇,自从94年开始,中国的人民币就与美元有着固定的汇率,在85年中国也对美元的汇率进行了操纵。现在我们整个的事件就是中国确实在漫谈某种意义上对美元起了一些影响,类似的事件也在香港和马来西亚有所发生,厄瓜多尔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欧盟内部对欧元和美元之间也有一些类似的问题。

  尽管我认为操纵这个词并不合适,但是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平衡方面,中国确实是有一些顺差。事实上从1915年到1917年其实美国都是顺差,但是从七十年始,美国的贸易顺差自从它实施了浮动的汇率以后,就转到了逆差。在85年以后尤其如此,美国的逆差数字很多,达到了GDP的3%,现在进入九十达到了5000亿美元。美国也面临着一些储蓄和预算的问题,这都改变了美元的作用,使得各国的投资者都对于美国的资产投资非常的感兴趣。我们看一看全球经济低靡的状态,实际上造成了进口的减少,除了中国以外,全世界在过去两年的进口实际上下降了840亿美元,因此全球的经济正在处于低靡的状态。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很好,可能会对于负面的影响产生一些抵销的作用。因此,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还会继续存在。因此,我们需要有一种双边贸易的贸易平衡,现在美国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担忧,也成为一个的事件,他们说中国应该采取措施,他们应该充分的了解美国的担忧。因此,当人们谈到人民币的升值,比如说40%的升值,现在会造成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大幅度降低,这会将这个数字削减到5%。89年、90年当我们的增长率下降的时候,这个数字是3%—4%,中央银行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控制这种现象,但是这造成了很不好的结果,对于不良资产、呆帐、坏帐,我们认为中国应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中国的政府应该接管这些呆帐、坏帐。但是,这会给国有企业造成沉重的负担。在历史上主要的国家的汇率都应该是自由兑换的,对于5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在呼吁,那些国家没有自由兑换的,应该调整这方面的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中国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中国实际上外商投资急剧下降,如果有这样一种人民币汇率的改变,会改变FDI的数量,很多的压力都呼吁中国要改变人民币的汇率。当然,这造成了一种后果,比如说在日本的直接投资下降,朱熔基当时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来恢复从日本的直接投资,使得不会让中国人民币的作用削弱。当然,人民币现在在邻国也开始可以使用。

  现在有一种期待,就是人民币会在未来升值,中国不应该实行这个浮动的汇率,这会直接影响FDI外商直接投资,比如说英国和瑞典失去了很多直接投资,爱尔兰就撤出了很多的投资。在过去的50年,经济学家忽略了货币的问题,现在的很多人他们正在谈论人民币,金融方面的很多问题都是紧密联系的,比如说投资汇率。因此,对于货币政策来说,现在有一个好的货币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于现在和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现在看第二点,如果浮动汇率的话,就会对房地产造成影响,现在北京和上海的房地产都在飞速的发展,有种过热的趋势,如果人民币在这方面有调整的话,像欧元和美国,在几天之内,很多人都会用美元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基金来进行交易,而不使用人民币,这种情况在拉丁美洲有所发生。因此,浮动的汇率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这些对冲基金在过去赚了很多的钱,在欧元产生的时候,甚至在欧元纸币产生之前的时候,在98年中期,当时欧元还没有形成,对冲基金的市场很低靡,对欧洲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每天外汇的损失率是12000亿美元。所以,对人民币进行浮动是非常不必要的。对于商业银行也没有什么好的作用,中国的货币政策会所谓一些主动性。我认为固定的人民币是非常有益的一个措施,符合中国的情况,如果中国模仿其他国家的话,中国是需要考虑它的国际收支以及其他很多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些综合的考虑的话,这就会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造成不好的影响。

  中国在地理上是一个大国,中国劳动力的流动性也不是很好,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政策的限制,所以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都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如果中国要改变它的人民币的话,浮动汇率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下面我要谈论一下人民币的浮动与其他事件的紧密联系,如果有一个单一的浮动货币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单一的管理模式,但是如果很多方面都有不同的政策,有分歧的政策的话,对于统一货币的形成是不利的。比如说美元和中国的兑换,如果美国坚持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应该实行浮动的汇率,如果美国希望其他国家都使用美元来操纵贸易的话,那么其他国家还有什么必要来进行外汇储备呢?中国现在有一个选择,就是实施适合它自己的符合亚洲形式的货币政策。

  欧洲在这方面也有一些类似的教训,如果在一九七几年欧洲就推出统一的货币的话,那么欧洲就会变得非常容易,就是他们所有的货币都和美国挂钩,因为他们在这方面采取的步伐不是很快,因此美国就无法在这方面产生主导的地位。所以,欧洲各国还是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来调整与美元的汇率。所以,他们在对于美元的汇率方面也是做了很多非常困难的工作。现在欧洲的货币政策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合作的资金,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资金库,这种形式对于亚洲是非常有借鉴的,在亚洲需要做五件事,就是在五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时候,欧洲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来稳定它的财政和货币兑换,因此亚洲需要做出自己的决定,这并不只是各国采取独立的政策,应该有统一的政策,这就是欧洲和亚洲所各自采取的一些方式。现在建立权利的中心、实力的中心也是非常必要的,我提到这点是因为非常重要,我们要有一种领导的意识,比如说中国和日本之间显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实际上实行一个更广泛的货币政策比更狭窄的要有益。因此在APEC亚太经合组织的货币政策中,这比在亚洲实行一个统一的货币更加容易,因为如果实施统一的货币的话,就要考虑到日元和人民币之间的关系,日元和美元之间的关系,但是美元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也有一种和解,这可能会对未来的工作产生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下面是我的结论,中国应该继续实行固定的人民币汇率,日本也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亚洲各国都应该采取一个统一的货币形式,各国之间都应该在货币方面进行合作。谢谢大家。

  胡祖六:非常感谢蒙代尔先生给我们做出这么一个精彩的演讲,我对他演讲当中所提到的内容非常感兴趣,去年我的一位同事做了一个研究,也讨论了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是不是应该让人民币升值,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来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等等问题。我也听到蒙代尔先生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也就是中国不应该实行浮动的汇率制。现在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讨论太化了,因此我们应该纠正这样一个错误,而我们在亚洲的邻国应该互相合作,但是我对于他的结论是不同意的,他说到人民币应该稳定,日元应该稳定,因为美国、日本和欧洲现在并没有做出任何措施使日元汇率稳定下来,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将人民币和美元或者其他货币挂钩会遭至麻烦的。

  下一位演讲人是韩国财政和经济部副部长Tae-Shin Kwon先生,他会谈一谈韩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形势。

  Tae-Shin Kwon:非常感谢,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想在蒙代尔先生发表演讲之后我来演讲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首先我想感谢博鳌秘书处以及中国政府组织这样一个盛大的聚会,我也非常荣幸在这里谈一谈国际金融形势和各国的货币政策,和神原英资先生,和蒙代尔先生,和陈元行长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想我演讲的时间是大家下午容易睡觉的时间,所以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英国首相布莱尔对他的妻子说,“卡尔·刘易斯,也就是100米的先手在每秒钟都可以赚1000英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跑得那么快呢?如果你跑得更慢一点,你可以赚更多的钱”,我想这个笑话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是有启示的,有时候当我们太专注于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长远的利益。我们现在正在共同努力,为了实现我们共同的繁荣和发展,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聚的原因,因此我想谈一谈汇率的体制。我们韩国有4700万人,是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最近国际收支不平衡是国际经济面临的问题,这是东亚之间的汇率问题所造成的,因此东亚国家是否应该使他们的货币升值,的确是大家讨论很多的问题。怎么来解决这样一种不平衡的状况,因此我们应该采用怎么样的汇率机制,今天我的演讲会以这个为提纲,首先我会讲一讲FX和货币政策的关系;第二,我讲一讲韩国FX体制的操作。然后我会讲一讲韩国对于东亚货币升值的想法。

  你们知道外汇兑换体制对于整个汇率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采取完全浮动的汇率制的话,它可以使本地货币和强势货币挂钩。但是,当局就不能使用货币政策来当做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因此,我们可以使用货币政策来作为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这是韩国实施外汇兑换体制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以来实施的情况。我们是采取每天2.2%的增长率,但这些体制并没有很有效的来解决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尤其是这种强势的韩元的政策,使得我们的现金帐户出现巨大的赤字。因此,它深化了这种不平衡,在外汇市场受到97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后,韩国采取了一种浮动的汇率制,没有限制的浮动汇率制,韩国致力于发展资本完全自由化的资本市场。我们通过在98年改变一些政策,用Mto这个工具改变了韩国金融体系的一些做法,这些证明在五年之内从5%到2%数字的降低,证明是有效的。韩国的经济增长和物价也非常容易的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我们应该采取非常灵活的态度,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体制,这对每个国家而言,都应该因地制宜的来实施外汇兑换的体制,外汇市场以及宏观经济调控的因素都是被我们考虑在内的。在国际货币组织以及20国集团当中,这种货币兑换体制都得到了讨论,但是大家对于这种政策有着不同的观点,因为每个国家有着不同的经济形势,为什么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呢?因为它的物价是浮动的,在我们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是非常有益的。因此,政府一直坚持美元和韩元的比价是1:20。正如我所指出的,政府的这种干预使我们看到有效的抑制了市场的投资。

  我认为亚洲国家货币升值了非常有必要的,首先有关美国的贸易逆差,我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我认为对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这种马上的不平衡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应该通过国际货币的协调来得到解决,我们已经开始了经济的全球化和合作。因此,如果我们邻国的政策不被接受,我们应该共同合作来实现全世界经济的增长,因此我觉得这种贸易的不平衡应该用合适的手段得到解决。理论上说这种贸易赤字是因为过多的消费和投资,但是如果不解决基本的问题,只用货币汇率来解决这种贸易的不平衡是不现实的。另外,有些专家也指出,过度的消费对美国经济是有影响的,减缓了东亚经济的增长,因为他们进口了很多美国的产品,这会使美元的汇率进一步增长,对于美国经济恢复是很不利的。另外,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方法,来解决贸易的不平衡,但是同各国不同的经济形式是有关的。资金的完全自由化可能会导致经济体制的崩溃,这可能是由于一些投机活动所带来的,因此我们要有步骤的开放市场,完善我们的基本设施。也正如我之前几位演讲者所提到的那样,我想借此机会谈一谈韩国在这方面的举措。在亚洲韩国是很少的几个采取汇率浮动制的国家之一,我们的汇率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在今年的9月份我们的汇率升值了14.45%,考虑到这种通货膨胀,我们事实的升值率增长了10.8%,这种升值率是很高的,因为日元的升值率是7%,我们都同意外汇的兑换制是很重要的,但是这种汇率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我演讲的结论,我想再一次强调汇率的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得到解决,因为我已经说到我们已经进入了经济的全球化、经济的一体化,因此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来改善贸易,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来实现共赢,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这样的。非常感谢。

  胡祖六:非常感谢Tae-Shin Kwon先生,您的演讲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强有力,也用了韩国的例子说明了您的观点,我相信韩国的经验在经济危机的前后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有启示的。我想请蒙代尔先生接受Tae-Shin Kwon先生的建议。

  现在欢迎最后一位演讲者,菲律宾前财政部长Roberto F.de Ocampo,他在政府部门工作了很多年,是财政部长,在他任财政部长期间,他是为菲律宾经济复兴的主要策划者,他有很多荣誉的头衔,他也是年度最佳财政部长,是被欧洲货币杂志提名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亚洲人。他在96年、97年也被一些杂志提名为非常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在各政府之间政策上的对话和协调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请大家欢迎Roberto F.de Ocampo先生。

  Roberto F.de Ocampo:非常感谢胡祖六先生对我的介绍。各位来宾下午好!今天请允许我感谢博鳌论坛的组织者,他们非常成功的组织了这次论坛,同时感谢中国的政府,感谢海南省政府对我们的热情接待,神原英资先生说他非常不幸在蒙代尔先生之后发言,我是最后一个,也很不幸,在那儿坐着的时候我想我有两个选择,第一我可以非常简短的说“我同意你们的观点”,第二是完全脱稿进行另外的发言。但是我认为模仿别人是不好的,因此,我看能不能谈一谈其他发言者没有谈到的问题。

  我的发言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当我是财政部长的时候,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的金融工作仍然有着问题,我们也召开了会议,在亚洲金融之后,我们在APEC组织了财长的会议,这是1997年4月份,我希望与你们分享一下当时会议的一些情况,这对于我们改变思维方式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呼吁下,在亚太经合组织的呼吁下,我们应该有一个议程,来促进在资本市场的合作,这种议程包括:第一,有一个健全的宏观经济;第二,有透明的立法;第三,有很好的发展的市场机制;第四,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机构的健全;第五,可以获得的金融手段来防范未来危机,满足金融投资多样化的需求。

  健全的宏观经济要求必须有一个谨慎的汇率与货币政策做保障,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加强监管对于治理系统的发展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有信用评级机构、信息披露部门与清算系统,这都是不可获缺的,这对于构筑一个完善的市场都是不可获缺的。如果这些到位的话,我们的金融制度和产品都会有发展,特别是是在长期的金融活动有关的领域,比如说养老金的改革以及证券化等等。但是,很不行的是在财长会议结束以后不到一个月,97年4月份后不到一个月,亚洲金融危机就已经开始形成,大概是在7月份,在97年的危机时我们做的努力是非常多的,实际上危机更深的影响是改变了我们议程的性质,人们不再关注我们是否能拿出这样的方案,以减少资本流入地区的障碍,而是将注意力转到下面几项内容:第一,外部资本的确信;第二,适当的汇率政策;第三,金融支援机制;第四,减少对于优势地位的银行市场的依赖;第五,建立一个预防未来危机的早期预警系统。在97年以后,这种种政策性问题都可以在这五个方面找到原因,比如说多边组织一些世行,甚至亚洲开发银行,发挥的支援作用不断的被人们进行重新的评估,人们认为这些多边的组织没能够实现预料到危机的存在,同时也不愿意在初期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资本流动被看作是导致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对于这些流动资本再进行征税又成为争论的焦点。货币政策也被提出来,同时包括建立一个统一的制度,东盟也提出了它的建议,那就是以本地货币结算,区域内支付货币金额,他们宣称这样做将有助于减少各国货币与美国之间的汇率波动。除了这些互换协议以外,很多措施仍然处于发展的阶段,最初的那些实现快速的激烈政策性的想法已经有了减少,现在人们对于这些问题中技术细节的复杂性有了更好的认识,这些都清晰的显示出危机所带来的危害,那就是它没能为我们实现危机前发展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目标是一条明确的道路,对于将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事先有所了解,但是并没有做出更大的作为,仅仅是在危机爆发前三个月才拿出这样的行动,是什么阻碍了我们?我们对于97年的被动反映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是说各国在危机爆发以后没有做出适当的集体反映,但是确实有一点,那就是在危机最小化的不久措施与积极推动发展议程之间有很大的差距,简单说就是改革与积极的发展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差别。进一步的阐述这种差别,我们发现本地区国家在行动上所面临的挑战,营造一种环境。我们也已经有了很多的议论,就是今天前几位发言者提出的,关键的第一步也许我们应该进行重新的审视,我们以前一直有着理所当然的想法,那就是我们用“传染”这个词来描述这种问题,从本质上讲,我们的改革措施都是由我们同属一个地区的考虑而发出的。但是,这些观点并不令人信服,因为我们的观点有很大的差别。从历史上来看,这些改革措施没有产生效果,也没有达成一致的日程安排,实际上这些措施让人处于双边协议的阶段,而没有达到针对本地区的理论水平。

  因此,我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说,即使相对本地区没有一个正确的例子,但是我们忽视了地区之间的差别。在韩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在汇率浮动方面有着很多的差异,菲律宾并没有浮动的兑换率。在亚洲我们的多样性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我们更加需要注意的是要建立在地区基础上的模式。我们应该持续推进我们所决定的议程,这个发展议程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的,因此如何实施改革来推动发展议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非常清楚的认识到地区之间的经济应该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冲突的。

  美国目前发生的一种呼吁,就是对于证券以及其他市场采取措施,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让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自主的进行改革,因此各个地方的条件是不一样的,不同的监管者应该首先了解当地的形势,对于各个金融机构和其他的机构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所以,这种情形对巴塞尔协议也是适用的。我们应该在风险管理方面加入更多的技术成份,要考虑到当地的形势并不仅仅是银行,其他的一些金融机构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措施。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些措施能够对于一个稳定的金融市场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因此,这并不是一个个人的行为,我们现在面对着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很多的消费者都有了不同的选择,有了多样的产品来满足他们不同的需要。在这方面,监管者应该做出他们的判断,对于风险有着清晰的认识,对于商品的供应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需求应该有一个更加好的了解。同时,信息的基础设施也是非常重要的,信用评估的机构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它们在国内的作用应该不断的被扩大。最后,本地的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依赖于政府如何表现,因为政府是最大的购买者,他们对于定价方面有着最终的发言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购买者比发行方更加重要的话,我们在这方面的信用就有可能牺牲。所以,我现在要强调的意见是,现在对于应对危机的改革,我们不仅仅应该着眼于危机之前所发生的问题,现今的市场给我们这样一种机会,来形成一个很好的防护措施,采取更加积极的防护措施。我们要发掘我们改革的轻重缓急,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一个本地的资金市场,使我们很多的经济都过于依赖银行金融系统,这在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方面也清晰的体现出来,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对于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一个内部的资本市场非常重要,它使得金融市场不仅能够拥有很多的资金,而且使它们能够对经济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本国经济与其他的经济更好的融合。谢谢。

  胡祖六:非常感谢Roberto F.de Ocampo先生,刚才您跟我们一起谈了谈在您长期担任政策制定者的漫长生涯中的您的一些观察,现在我们欢迎观众提出问题。

  我想先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问蒙代尔先生的问题,他提到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实行汇率挂钩得好处,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困难是现在由于外汇储备的急速增长,我们看到了Mto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增长了20%,这引起了我们的一些关注,是不是说我们的经济过热,甚至是泡沫。在97、98年的时候,中国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那个时候中国放松货币政策是很有必要的,那个时候中国认为降低利息率是很难的,因为人民币的汇率一旦降低的话,这个市场就会冲击,因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和美元挂钩,是适合发展形势的,这个问题是问蒙代尔先生的。下面的问题是问其他的演讲者,是关于货币政策的合作,也许20年以后,或许50年以后我们有一个单一的货币,在97年的时候日本提出了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得到了美国的认同,您是否认为现在由于亚洲各国之间的贸易额的增长,现在是否迎来了这么一个时机,来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在20年、50年之后建立这样的组织,这个问题我希望四位都可以给我们一个简短的回答。

  蒙代尔:首先我想先提一提韩国的问题,今天早上我花了很多时间谈到了很多国家,包括韩国,韩国有两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顺便说一下,我刚才没有提到菲律宾。关于货币汇率浮动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在谈到一个国家是否应该采取浮动汇率制的时候,我认为浮动并不是一个政策,而是一个政策的取消。中国有固定的汇率制,它和很多货币政策是紧密相连的,其实作为金本位的政策而言,这种固定的汇率制已经盛行了几千年,所以采取稳定的汇率制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的稳定,如果哪一个国家想放弃这种固定的货币汇率制度的话,它可以取消这种制度,但是对于美国、加拿大、香港而言,如果要使汇率固定下来,那么可能会面临通货膨胀的问题,所以我想指出,我们不认为浮动是一种政策,它只是一种政策的取消。为了实现这种货币政策的稳定,一种方法是用货币通货膨胀的政策,这是有一些经济学家曾经提出的,有一位经济学家在金融时报上批评了这种看法,但是我认为这种通货膨胀的政策,很多经济体,比如说欧盟就采取了这种政策,在英国这种政策实施得不是非常好,因为它的经常帐户有着很大的赤字。因此,刚才胡先生提到当中国采取固定的汇率制度的时候,并不是完全的固定,只是固定了同一种货币的兑换汇率,中国只是把人民币和美元挂钩,它只是占了世界经济的20%—30%,而不是整个世界经济。正如在九十年代美国的美元升值的时候,中国的人民币也要和美元挂钩,但现在与之相反的是美元有往下走的趋势。很多媒体也问到了中国经济过热的问题,我认为这种过热的现象是值得我们欢迎的,当我们有着大量的资金流入的时候,也就是游资流入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去购买。今年我们在很多时候都谈论到大量的游资的问题,我们预测这种资金对于中国来说是足够的,因为有这么多的资金,我们或者是通货膨胀,或者是采取其他的措施。因此,我觉得七国组织他们并没有做很多有益的事情,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过热会给中国带来很多的坏处,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增长我们的进口,现在中国向美国派出了很多购买团,去买波音飞机。还有一些今年的另外一些问题,比如说允许中国的每一个公司在国外投资200万美元,所以,如果这种资金不够的话,我们应该吸引更多的资金。对于美国来说,一个大问题是因为总统竞选在即,所以他们认为贸易赤字是个大问题。对于中国本身而言,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正如日本在九十年代所采取的措施一样,来紧缩出口,或者让国会对于日本当时对中国的进口采取很高的关税,中国同样也可以对于合乎国家的商品征收百分之二十几的关税,我觉得中国采取这些措施的好处要远远大于中国采取浮动的汇率制,这会使得中国的经济形势不稳定,并且危及到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

  神原英资:我想谈一谈我的看法,因为每个国家都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我并不是在否认这种独立性,但是我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我并不认为在近年来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浮动的汇率,或者是非常僵硬的货币政策。大部分国家的汇率是比较浮动的、比较灵活的。第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是完全独立的,哪怕是美国的政策也不是独立的,因此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当中,每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增长了这种趋势,在这样一个互相依赖的社会当中,当然理论上是这样的,固定的以及浮动的汇率政策都是需要的。但是,就比较务实的态度来说,我认为关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问题,我们只是为了将亚洲各国的外汇储备都集中到一起,这是日本政府在1997年秋天提出来的,当时我们的概念是要利用这样一种资金库。我也同意通过这种组织,我们可以将各国的储备几种起来,在各国的货币政策之间进行一些协调,我现在认为这个时机越来越成熟了,因此从1997年以来,各国的货币储备都增长了三分之一之多,这对于美国可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小心。现在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可能的。另外,我觉得亚洲国家之间应该进行一些合作,如果可能或者必需的话,建立共同的体制,我认为这种体制是可行的,我想时机已经成熟了。我认为主要的区别97年和现在的区别是中国越来越强大了,我也不认为美国会表示反对。因此,这种将各国的外汇储备集中起来是非常重要的。

  Tae-Shin Kwon:近几年来在韩国学中文是非常流行的事情,因此近几年来中国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第二大是美国,这就是为什么韩国学生想学中文。但是,40年前,当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最流行的第二外语是德语,但现在很少有人在学德语了,我希望这里没有德国人(笑),因为在国际上来说德语的用处并不是很大,因为这种改革和结构的调整,每个个人的调整就像政府改变政策一样,有时候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货币政策,但如果时机成熟的话,我们可能会采取突然政策上的改变,正如蒙代尔先生提到,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面临着一些问题,因为有很多的投机者,因此这就是浮动汇率政策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财政和金融上的合作正如神原英资先生提到的,地区间的合作是继我们在十加三财长会议之后的一个举措,欧盟正在东扩,明年它的成员有25个,还有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北美贸易区正打算吸收更多的中美和南美的国家,成员可能会达到35个。现在本地区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一万亿美元,因此我们应该共享这种资源,更加有效的来利用这种资源。因此,我觉得在这个地区,我们的合作变得前所未有的必要,下个月我将会主持中日韩副财长会议,会在11月27日召开,我们非常频繁的举行讨论,来探讨如何发展亚洲证券市场。所以,可能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越来越认为互相合作的必要性,来获得共赢。谢谢。

  陈元:现在我回忆一下我过去的工作经历。那是在1997年,每个人都知道当时我们有一些倡议,我认为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亚洲国家正在不断的获得更多的外汇储备,除此以外,我也相信亚洲国家也已经达到了更多的共识,比如说国际金融和财政合作,在双边方面我们有着更多的互换协议以及货币的互换协议。现在也有一些讨论正在不断的深化,我充分的同意现在亚洲的金融合作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深化亚洲的金融市场、债券市场以及统一的资金市场,应该得到更多的发展,这些都有更多、更加积极的财政基础设施的支持,以及在主要的经济体之间密切的配合,因此我相信可能的一种形式就是在债券市场进行合作,这会有助于亚洲市场的发展,并且逐步的深化我们之间的互相了解以及合作,我认为我们通过过去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亚洲的金融合作会变得更加现实,在这一领域所有的人都会有更多的动力来推进这一进程。

  Roberto F.de Ocampo:浮动和汇率之间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亚洲金融危机变得更加明显,泰国有着固定的汇率,它试图维护它的制度,使得他们用尽了他们的外汇储备,因此很多人说应该用浮动的。但是,马来西亚就没有用浮动的,他们是使用固定的,很多人认为这个主意实际上是不好的,在去年以前有很多人都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首先一点就是神原英资先生说的那样,这并不是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阶段。第二,以泰国为例,并不是货币固定的问题,而是经济方面存在着很多潜在的问题。第三,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快速的反映机制,在短时间内制约危机的发展。为什么美国会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的基金,但在亚洲为什么我们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呢?这使得我们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是内部经济的基础应该是非常健全、健康的,包括兑换的制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是不是健全,而不是返过来;第二,我们应该考虑亚洲的货币基金,因为在原则上我非常同意蒙代尔先生的看法,就是在亚洲应该有一个共同的货币,这是非常好的,因为在原则上我是很同意的。如果我们要实现这些优势的话,我们必须有这样一种经济发展的模式,因为欧洲有这样一种模式,使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货币,在30年之内形成。这些元素都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说国内资金的建立以及一个好的国际经济体。另外,在亚洲的互换协议,共同资金方面,我们也应该在这方面推动他们的实施。